2006年，在草根运动和公民诉讼的推动下，洛杉矶市通过了《清洁空气行动计划》，继而于次年通过了帮助卡车减排的《清洁卡车计划》。2011年，在城市官员的帮助下，很多团体和活动动员起来，成立了洛杉矶食品政策理事会，以“培养看护环境的力量”。
社区要求增加骑行基础设施的呼声迫使现任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颁布了“2035流动性计划”，旨在增加骑行和轨道基础设施、缓解交通压力并减少汽车使用。但尽管洛杉矶在政策上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社区活动也取得了胜利，该市仍然是美国污染最重、拥堵最厉害的城市。
香港的人口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200万增加到2016年的730万，折射出过去半个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转型的宏伟过程。随着香港成为重要的制造中心和出口地，城市扩展也顺理成章，连带着交通和房地产业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香港的发展触发了地区的工业化，如今珠三角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程度最高、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增长也引发了各种环境问题：交通和工业活动造成空气污染，土地紧张造成户外活动场地缺乏，以及耕地流失，依赖外地引水等等。香港于1977年成立了环境保护组，但由于行政架构频繁变动，其影响非常有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香港就努力控制车辆使用，但在上个十年才取得了明显的进步。2011年的《乘风约章》努力减少船舶污染；2013年的《清洁空气计划》将改善空气质量置于首位；城市农业项目如雨后春笋，截至2013年香港本地已经有480个有机农场。但是，改变非常缓慢，香港如今的空气质量比洛杉矶还要差，步行和骑行基础设施仍未得到足够重视。
《全球城市》一书也介绍了中国大陆城市扩张更为广阔丰富的背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到市场经济，从巨大的农民工进城浪潮，再到目前的空气污染危机。虽然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公开探讨姗姗来迟，但中国政府在2013年出台了首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接着又在2015年发布了第一个空气污染“红色预警”。
那么，为什么要把洛杉矶和中国进行比较呢？这还要从贸易说起。洛杉矶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外贸出口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也是大批中国移民的流入地。此外，中国企业还在这里大举投资房地产市场。
城市发展并不是独立的，而是被一个全球网络促成。作者们认为这个网络也有助于推动环境进步。像洛杉矶和香港这样的城市如今是改变和影响地方、国家和全球环境变化的主要角色，因为它们正好处在种种环境机遇和挑战的发生前沿。
除了国际大城市间的联系，这本书中探讨的最引人入胜的问题是社区在政策变化中发挥了何种作用，政策的变迁又如何导出更广泛的转型。草根环境正义运动和公众压力已经切实引导了缓慢渐进的政策变化（这一点洛杉矶比中国更明显），但政治、商业和社区利益集团拖后腿，再加上行为变化和制度改革本身的难度，都给改变带来了巨大阻碍。
两位作者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政策变化只有在极端的公众压力或危机之下才会发生。怠政、危机驱动型政府造成了新一代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会采取更加激进的策略。”这些最初的变化要深化为系统性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随着气候变化的加速，突破这一现状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
要在这样一个人口不断增多、城市化不断深入的世界中应对气候变化问题，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才能实现系统性的变化？《全球城市》一书可以把关心地球未来的人们带入更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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